作者介紹

陳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綜合戰(zhàn)略研究室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日本陸軍密謀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海軍在侵華問題上被陸軍牽著鼻子走，處于被動局面。為了扭轉戰(zhàn)略被動局面，日本海軍內部主張強硬侵華的“艦隊派”開始與陸軍積極配合，使得日本海軍轉而走到侵華的最前線。九一八事變中，海軍在侵華戰(zhàn)略上完成了與陸軍步調的協(xié)調，進而迫使政府放棄所謂的“不擴大”方針，開始強硬登場，并以此為契機，退出《倫敦海軍條約》。海軍以支持陸軍的北進換取陸軍對其南進策略的支持， 日本軍隊從而在整體上完成了全面侵華前的戰(zhàn)略磨合。

關鍵詞：九一八事變 ?日本海軍 ?日本陸軍 “條約派”“艦艇派”

九一八事變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熱點問題。國內外諸多學者分別從“滿鐵”、關東軍、外務省、張學良、蘇聯等角度展開論述，對事變發(fā)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做了較為詳盡的分析與討論。然而這些研究普遍疏忽了日本國內可以與陸軍相抗衡的另一支力量——海軍的存在。

近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同時“明治憲法”又構筑了國務大臣與統(tǒng)帥嚴格區(qū)分的政治體制，這就使得日本在對外擴張中的外交主導權顯得十分模糊。在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元老在世之時，通過維新元老的協(xié)調及其個人在政界軍界的影響力，日本的對外政策還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隨著20世紀10—20年代大正民主運動的開展以及內閣權威的日益縮小，日本軍隊干涉國家內外政策的趨勢愈演愈烈。日本從明治維新始，即明治天皇發(fā)表五條誓文確立“大陸經營”或“雄飛海外”的對外擴張政策，日本陸軍逐步主導了國家的外交決策權。日本海軍對國政的影響力總體上不如陸軍，但20世紀20—30年代，日本海軍卻成為制衡陸軍的重要力量。近代日本海軍在推行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上與陸軍是一致的，只是相對陸軍重視滿蒙權益、對蘇戰(zhàn)備而言，海軍更重視中國長江中下游及華南地區(qū)的權益，以及將美國視為假想敵國，這就使海軍在具體侵華方略上與陸軍有諸多不同。

國內學界對九一八事變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日本陸軍與外務省在侵華問題上是二重唱，日本高層對侵華國策隨之迅速趨同；?或認為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戰(zhàn)爭計劃和世界爭霸計劃上絲毫不遜于陸軍，只是因北進戰(zhàn)略、南進戰(zhàn)略不同而形態(tài)各異。?而日本方面的研究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協(xié)調派”（外務?。┖汀皵U大派”（陸軍）的紛爭上，過于強調外務省為避免事變的擴大所做出的“努力”，甚至給人以一種錯覺，認為兩派水火不容。?上述研究均有可取之處，但也存在不足，即缺少對當時日本海軍如何推進及實施侵華策略展開具體研究。實際上，圍繞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日本海軍早在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就對日美關系做過預測，認為日本將來可能會就中國問題與美國產生嚴重沖突，在內部甚至就中國問題達成了陸、海、外三相諒解，并不定期召開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的協(xié)調會議。九一八事變作為影響近代中日關系的重要節(jié)點，以往學界往往只談陸軍與外務省的研究思路顯然是不全面的，因此有必要對日本海軍在九一八事變中承擔的角色、采取的應對措施，以及日本陸海軍關系等加以進一步分析與研究。

一、日本海軍“艦隊派”與“條約派”

自近代日本走上侵略擴張道路后，日本軍隊內部就因戰(zhàn)略思路不同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分歧對立。對外擴張策略上存在“北進”和“南進”之爭，并演變?yōu)殛戃姾秃＼娪萦业闹苯訉αⅰＦ浔澈蠓謩e代表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長州閥和薩摩派圍繞國家最高權力、維護自身利益的爭斗。在陸、海之爭日趨激烈的同時，隨著日本對外擴張步伐的加快，雙方圍繞對外擴張道路又演化出各自的內部之爭。

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俄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海軍實力已無法對日本海軍構成威脅，此后，東亞海域能夠與日本海軍展開角逐的假想敵轉變?yōu)槊绹＼姡毡久鞔_將美國視為僅次于俄國的第二假想敵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1922年日本就海軍主力艦與列強簽訂了《華盛頓海軍條約》，1930年日本就巡洋艦、潛艇等與列強簽訂了《限制和削減海軍軍備條約》（即倫敦海軍條約）。圍繞這些條約的簽訂，日本海軍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海軍軍令部以美國為假想敵并反對與列強簽約，逐步形成了“艦隊派”；海軍省則主張對美協(xié)調，贊成簽約，成為“條約派”的核心陣營。?兩派在條約簽訂與假想敵國問題上存在分歧，造成兩派主張實施侵略中國的具體措施與步驟也有所不同。

海軍艦隊派與陸軍的擴大對華侵略政策十分接近，條約派則不希望與美國發(fā)生直接沖突，所采取的侵華策略也更加隱蔽，甚至希望能與美國就中國問題達成某種妥協(xié)，分割中國，實現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目的。1928年，海軍省軍務局長左近司政三在給首相田中義一的密電中，一方面反對日本出兵山東，另一方面認為“滿洲地區(qū)勢力的拓殖充實是事關帝國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應該擁護既得利益并逐步擴大。不過就其策略而言，應該立足于條約上的權益，若走錯一步，恐虞將失信于國際，成為大亂之原因，望慎行之”。條約派這種既要擴大在華權益，又迫切希望獲得國際條約保證的心理，成為日后條約派勢力衰弱的重要原因。日本在簽訂《倫敦海軍條約》之時，政府受到艦隊派及在野黨的猛烈攻擊，認為其干涉了天皇的統(tǒng)帥權，由此引發(fā)了顛覆政府未遂的“三月事件”。?此后，艦隊派更加肆無忌憚，通過東鄉(xiāng)平八郎在海軍內部的影響力，要求海軍大臣安保清種進行第一次海軍擴充計劃的預算編制；核心人物加藤寬治更是在其府邸與小笠原長生、陸相荒木貞夫秘密會談，艦隊派遂與陸軍結成了攻守同盟關系。?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兩派計劃在10月動用東京附近的陸軍與海軍航空隊發(fā)動事變，以成立軍部政權，最終因高層猶豫而未遂（史稱“十月事件”）。然而在12月成立的犬養(yǎng)毅內閣中，陸相荒木貞夫、海相大角岑生等人卻進入內閣，閑院宮載仁親王擔任陸軍參謀總長，伏見宮博恭王擔任海軍軍令部長。大角岑生系由東鄉(xiāng)極力舉薦入閣，其成為日本海軍進攻上海的主要強硬派人物。

九一八事變前，條約派原本應該在限制陸軍擅權專斷國務的問題上發(fā)揮重要作用，可條約派卻默不作聲，不對其所作所為加以任何形式的制衡。該派的重要人物小林躋造（時任海軍次官）回顧稱：“在滿蒙不斷發(fā)生日中間的沖突之時，雖然我們不會將此視為風馬牛不相及，但從來沒有想到在此即將爆發(fā)重大事件……雖然海軍內部部分將校對海軍軍縮條約懷有不滿，但我們認為他們只是不滿于政府的對華政策并與陸軍少壯派結盟，全然沒有對他們可能發(fā)動事變加以戒備?！?反觀艦隊派則積極利用陸軍作為外部支援，對條約派的國策主張發(fā)起進攻，并逐步掌握了海軍的話語權，推動日本海軍全面轉為赤裸裸的武力侵華。

二、九一八事變中的日本海軍

關東軍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海軍內部兩派圍繞事變也表現出兩種態(tài)度。以海軍省為中心的條約派主張對美協(xié)調、締結條約，并認為事件處理應該與政府的“不擴大方針”保持一致；以海軍軍令部為首的艦隊派則主張以美國為假想敵，應該與陸軍步調一致擴大對華侵略，籌劃向中國派遣艦隊，配合陸軍進攻平津地區(qū)。尤其是艦隊派認為海軍擴大對華侵略，一方面是符合陸軍的大陸政策，另一方面也符合未來日美開戰(zhàn)后，中國能夠作為戰(zhàn)爭基地為日本海軍提供源源不斷的戰(zhàn)爭資源。9月21日，日軍參謀本部第二課長今村均就與軍令部第一課的骨干成員金澤正夫進行會談，今村認為“陸軍正在盡全力解決滿蒙問題，為達成該項目的，特別需要海軍的協(xié)同配合，以此作為對國家輿論的指導，希望海軍方面予以配合和考量”。對此，軍令部表示贊同，甚至給陸軍打氣說“美國不足慮”。?9月25日，軍令部制定了《對支警備方策》，從而突破了以往日本海軍在中國以負責保護日本僑民為主的任務限制，轉而監(jiān)視中國東北軍的海軍動向，并在必要的情況下限制中國海軍的行動，乃至對其發(fā)起攻擊并將其捕獲；同時封鎖、警戒天津以北的白河流域，并在北寧鐵路沿岸巡弋，配合陸軍加強對該鐵路的轟炸。

9月26日，艦隊派核心人物加藤寬治海軍大將（此時已退任）與參謀總長金谷會談時表示：“對于此際時局，陸海軍應相互交換意見，相互配合妥為處理?！?對此，金谷欣然同意。然而陸海軍就九一八事變的時局應該維持何種關系，安保海軍大臣和谷口軍令部長于28日均對加藤的發(fā)言做出否定答復：“對中國政策是陸軍內部已經確定的政策，但海軍方面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29日很難達成一致意見?！?可見，此時海軍尚未就九一八事變達成一致意見，究其緣由主要是日本政府及陸軍高層還猶豫不決，對外依然聲稱“維持現狀、不擴大事態(tài)”，事變之初的幣原外相更主張日中直接交涉以解決“沖突”。?9月21日陸軍參謀總長在給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電文中也指出：“事件處理不宜超過必要限度，應遵從閣議決定?！?加之關東軍在侵占中國東北過程中，海軍暫時無用武之地，這使得海軍內部認為應該暫時與政府所發(fā)表的不擴大方針保持一致。然而，海軍艦隊派將中國作為日后發(fā)動戰(zhàn)爭的基地的設想開始得到陸軍方面的戰(zhàn)略回應。陸軍參謀本部第二課制定的《臨機對俄作戰(zhàn)計劃大綱》第十二條指出：“北支那方面以三個師團為一軍，擊敗平津地區(qū)之敵，那么滿洲方面的作戰(zhàn)就十分容易了?！?九一八事變后第一次提及進攻華北的“作戰(zhàn)計劃大綱”，對解讀日本侵華戰(zhàn)略史，尤其是解釋海軍態(tài)度轉向具有重要的啟示，因為只有進攻華北才能為海軍提供介入戰(zhàn)爭的用武之地。10月8日，關東軍對退守錦州的東北軍進行了轟炸，將戰(zhàn)火從陸地引向山海關以及平津附近，為日本海軍開進渤海灣策應陸軍侵略中國打開了大門。陸軍于11 日向海軍軍令部請求派艦隊與航空母艦支援陸軍進攻東北軍，不過海軍內部依然攝于政府未明確表態(tài)，表示“若派遣艦艇炮擊，可能會導致事態(tài)緊張，甚至會比空襲更加刺激輿論，而且政府制定不擴大方針，因此派遣艦艇于大局不利”。?此時海軍所主張的陸海軍步調一致，并非要制止陸軍擴大侵華行動，而是從更大層面上希望日本內閣、陸軍、海軍三方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如果無論如何無法避免沖突，且陸軍決定讓山海關守備軍戰(zhàn)至最后一人，則應促成政府迅速作出決定，如確實冒險一戰(zhàn)的話，則海軍將隨時應戰(zhàn)”。?對九一八事變的明確表態(tài)，說明海軍希望看到陸軍在侵華問題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政府接受，然后海軍能夠師出有名、順理成章地跟進侵華。

10月中旬，日本國內以櫻會為主的陸軍中堅層將校企圖發(fā)動奪取政權的“十月事件”，但因泄密而未遂。此后，若槻內閣行將倒臺，政府更無力對關東軍加以約束。11月8日，由日本一手主導的“河北省救國人民委員會”的便衣隊襲擊了天津各市政要害部門，土肥原賢二乘亂將溥儀挾持至東北（天津事件）。在這一事件中，海軍借口保護僑民，蠢蠢欲動。而中國政府屈服于日方的無理要求，事件得以平息。但是12月后，犬養(yǎng)毅內閣上臺，皇道派激進勢力（荒木貞夫等）得以進入中樞全面掌權，海軍方面更是認為出兵侵華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陸軍完成進攻錦州的準備時，陸海軍訂立了《對關東軍之錦州方面行動的陸海軍協(xié)定書》，“海軍艦船須配備在山海關附近，對張施壓，并能夠在支那軍進攻守備隊之時提供援助”。?于是，海軍順理成章地增派艦隊開赴平津。海軍介入戰(zhàn)局的舉動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張學良對日作戰(zhàn)的信心，他擔心屆時“錦縣（今錦州）一帶，一有沖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后方，并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東北軍不得不決定棄守，日軍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錦州。

張學良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十月事件”和“天津事件”后，犬養(yǎng)毅內閣的海軍大臣由大角岑生出任，他在人事上恣意撤換條約派人員，使得與陸軍接近的艦隊派全面掌權，加之伏見宮博恭王出任海軍軍令部長，海軍省與軍令部形成了配合陸軍擴大侵華的主張。1931年12月17日，日本內閣決定增派一個混成旅團及三個重炮中隊支援關東軍，海軍隨即決定向關東軍司令部派遣軍令部參謀小林省三郎，以加強海軍與陸軍的協(xié)同作戰(zhàn)。1932年1月6日，陸、海、外三省共同制定了《支那問題處理方針》，決定“將滿蒙置于帝國威力之下，并使該地區(qū)的政治經濟國防交通等諸般關系，均能顯現出帝國永遠存立之重要因素與功能”。?海軍在侵華問題上完成了與陸軍步調的協(xié)調，進而迫使內閣放棄所謂的“不擴大”方針，應該由內閣、陸軍、海軍協(xié)同策劃新的國家，共同建設“滿洲國”。當陸軍迫切需要在上海制造事端轉移國際視線之際，海軍終于站到了九一八事變的前臺，積極派兵進攻上海。

三、一·二八事變與日本海軍的侵華策略

關東軍發(fā)動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之后，對游弋于長江的日本海軍產生了重大刺激作用，1937年11月下旬的海軍報告指出：“年輕的士官及水兵們保持警惕，特別是陸軍在滿洲激戰(zhàn)正酣之際，令武者（軍人）為之振奮?！焙＼娗嗄陮⑿ＵJ為，既然陸軍可以在東北動手侵略中國，那么海軍也可以在南方擴大侵華，“海軍內部有消息稱必須要按照預定計劃行動”。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對中國第十九路軍發(fā)起攻擊，中日戰(zhàn)端在上海爆發(fā)。

事變之初，在上海附近的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只有1800人左右，而十九路軍卻擁兵3萬余人，就兵力而言日軍處于絕對劣勢。2月1日，日本舉行內閣會議，新任海軍大臣大角岑生說服犬養(yǎng)毅、荒木貞夫、芳澤謙吉和高橋是清等人，表示應該派陸軍前往上海。日本政府于2月2日正式決定派遣陸軍第九師團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團，并派遣以“出云”號為旗艦的海軍第三艦隊開赴上海。與此同時，陸海軍方面就事變制定了《上海方面軍事行動指導要領》，內稱“上海事件應該以單獨事件加以處理，應該和美國、英國交換意見，并在上海附近劃出支那軍隊不得進入之區(qū)域”。?該《指導要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體現出海軍一向忌憚歐美列強的心態(tài)。

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后，日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戰(zhàn)況陷入膠著狀態(tài)，2月20—22日，陸軍寄予厚望的攻擊受挫后，日本決定再增派兩個師團赴上海。與此同時，國聯理事會決定于3月3日召開會議，計劃對日施壓；日本國內則于2月22日總選舉結束，執(zhí)政的犬養(yǎng)毅內閣獲勝，強化了內閣執(zhí)政基礎。海軍方面針對國際國內出現的新形勢，表示“休戰(zhàn)交涉暫時可以若即若離，不要刺激英美的神經，靜候陸軍到來……今天，支那向列國宣傳大勝，如果現在由第三國調停停戰(zhàn)將對我十分不利?？傊F在要等待陸軍到來后予敵以關鍵一擊”，試圖以有利的戰(zhàn)局迫使國民政府在談判中做出讓步。不過，此時陸海軍就進攻中國軍隊的登陸地點又產生了分歧，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將認為，日本海軍第一水雷戰(zhàn)隊已經確保了吳淞方面的交通，同時日軍為占領吳淞炮臺傷亡甚重，因此極力建議在吳淞登陸以彰顯海軍挑起一·二八事變之功。而陸軍則希望從側后方攻擊中國軍隊，決定在七丫口登陸，雙方爭執(zhí)不下。25日，陸軍大將白川義則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是夜，海軍軍令部次長高橋三吉電令第二、第三艦隊司令官，要求兩艦隊須奉命行事，準備在七丫口登陸。?在這一事件中，海軍中央層已經和陸軍中央層達成一致意見，可以看出在侵華策略與用兵方面，海軍全面向陸軍妥協(xié)并配合陸軍，甚至愿意將侵華戰(zhàn)爭的指導權交予陸軍。2月29日夜，日軍在七丫口等地登陸，從側后方威脅中國軍隊，扭轉了戰(zhàn)場上的不利局面。3月2日，日軍攻占上海。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以海軍為首的講和派則開啟了中日之間的談判。2月28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會同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與第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顧維鈞在英艦“肯特” 號上會晤。此后，雙方在國聯、美國的調停下，陸續(xù)進行了數次談判，最終在“肯特”艦晤談的基礎上簽訂了停戰(zhàn)協(xié)議。

日本海軍于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后從初期的強硬派兵轉而到謀求對華和談，其原因一方面是顧慮到在國際大都市上海持續(xù)戰(zhàn)斗，極可能將在上海有錯綜復雜利害關系的國家卷入其中。海軍認為“上海事件至少應該與滿蒙問題區(qū)別對待，需與英美協(xié)調”。?2月13日，陸、海軍大臣在給白川義則的命令中就明示政府的方針是“在上海方面盡可能避免紛爭擴大”，“帝國對支那本土政策和對滿蒙全然不同，對支那本土應與列國采取協(xié)調之策，保證顯現和平市場之做法，在上海方面我軍的行動應與列國保持協(xié)調”。?另一個方面，日本海軍擔心在上海持續(xù)戰(zhàn)斗會嚴重影響其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擔心陸軍會借機發(fā)難，進一步增強陸軍對國內事務的話語權。一·二八事變之初，海軍就發(fā)現，僅靠海軍陸戰(zhàn)隊的戰(zhàn)斗力很難擊敗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同時海軍也明白，在上海附近與中國軍隊的戰(zhàn)斗實際上是“承擔帝國海上防衛(wèi)的海軍深入最不擅長的陸地防衛(wèi)”。?日本海軍在上海附近的戰(zhàn)斗中雖然集結了30多艘艦船，但其主要任務大多是以航空隊配合陸軍進攻，因此海軍中央不得不與陸軍中央確定了作戰(zhàn)目標，即“將支那軍驅逐出一定區(qū)域之外”。?而該目標一旦達成，海軍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這就加速海軍向對華和談的策略轉變。

四、日本退出國聯時的海軍動向

1933年1月，關東軍再次挑起山海關事件，出兵占領了山海關，打開了日軍日后侵略華北的門戶。2月下旬，日軍進攻熱河省，并對國際宣稱熱河也是“滿洲國”的一部分。此時，海軍方面雖然表面上宣稱“不應進入關內”，但在實際軍事行動中積極配合關東軍。石原莞爾與日本在滿洲特務機關海軍大佐伊藤整一秘密協(xié)議，由海軍派出150多名將校負責指揮偽滿洲國的江防事務，以鎮(zhèn)壓抗日武裝，同時還派遣艦隊負責東北、華北地區(qū)海上運兵與護衛(wèi)任務。面對日本的侵略行徑，當時的國聯大會批準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開承認“滿洲的主權屬于中國”?！秷蟾鏁钒讶毡痉鲋驳摹皾M洲國”稱為日本傀儡政權，同時聲明日軍的行動并非所謂的自衛(wèi)。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會議上惱羞成怒，單方面宣布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面對日本退出國聯的局勢，日本陸軍在1933年9月22日提出了《帝國國策》，“對滿洲策略……統(tǒng)一強化指導，努力對內外彰顯建國之精華，促進國防設施及國防上緊要之交通及產業(yè)的開發(fā)……對華策略：對第三國（蘇聯）開戰(zhàn)時，至少在開戰(zhàn)初期使其保持中立，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需在華北設定一定的緩沖地帶”。9月25日，海軍也提出其對華政策的綱領《海軍對支時局處理方針》，以“實現日滿支三國提攜為東洋和平之基礎。為達成此目的，支那方面須盡快改變以往的錯誤政策，與我國相互提攜……促使其對帝國采取提攜之態(tài)度 ，帝國對其采取誘撫支援，對依然抵抗帝國之流，應采取嚴正之態(tài)度”。海軍還為日后制定了對中國分區(qū)域統(tǒng)治的政策：“對北支方策……禁絕抗日派活動及其他反日運動，根除國民黨黨部勢力，促成北支風氣轉向親日”；“對中支方策：對國民政府采取寬嚴相濟之方策，誘導其對我有利……對有親日倚日色彩者給予私下指導，通過其他方法以援助之，促其勢力增強，扼殺反日親歐美派勢力”；“對南支方策……極力防止列國進行軍事性入侵”。此前，日本海軍主要在南進問題上采取強硬態(tài)度（北守南進），而海軍針對日本退出國聯后的國際形勢，轉而對中國華北、華中和華南采取了相應的強硬姿態(tài)，也就是說海軍轉而采取南北并進的雙進強硬策略。

由于日本宣布退出國聯，一次大戰(zhàn)后日本替國聯暫時代管太平洋各島嶼的權力也就失去了法理上的依據。雖然日本海軍堅稱即便日本“退出了國聯，日本依然視南洋群島為日本領土而加以統(tǒng)治，并行使權利與義務，這與退出國聯之前全然無變化”。?日本自己解釋這種代管就是將這些德國殖民地全部割讓給了日、美、英各國。在日本看來，一次大戰(zhàn)中獲得這些島嶼的代管權就等于獲得了歸屬權。但日本還是深恐國聯與美國將聯合對日施壓。為了能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確立日本海軍的制海權，海軍內部要求廢除《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的呼聲日高。與此同時，美國新當選總統(tǒng)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根據經濟復興法案，撥款2.4億美元開始建造新的航母、巡洋艦等戰(zhàn)艦。在1933年10月的日本五相會議（首相、外相、陸相、海相、藏相）上，大角海相提出了《南洋各島為對美國防第一線論，需進行第二次補充計劃之件》，這是海軍在九一八事變后日益擔憂美國勢力的表現。一·二八事變后，日本海軍針對美國戰(zhàn)略中心向亞太地區(qū)轉移，長期在上海駐扎一支航空部隊與上海特別海軍陸戰(zhàn)隊，加強對美情報收集和諜報等工作，并開啟了造艦增強軍備的計劃。陸軍大臣大角主張：“如果美國針對我們的基本政策采取強硬立場，我們將堅決抵制。我們必須完成海軍軍備”。?海軍最終迫使五相會議及國會批準了第二次海軍擴充計劃的預算。

1934年5月，英國鑒于“倫敦條約”與“華盛頓條約”有效期臨近，提議在倫敦召開海軍軍備會議，得到了美、日的贊同。日本海軍在第二次倫敦會議上，堅決要求對英、美平等，主張制定各國共同的最大限度的海軍艦船總噸位擁有量。日本在會議上收到其他四國的共同反對后宣布退出裁軍會議，而美、英、法簽訂了新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1936年，中日兩國之間最為緊張的部分并不是北平郊外的宛平城邊，而恰恰是日本海軍積極響應陸軍方面荒木真夫所謂的“1935年、1936年危機”，并以此為借口，實施第二次海軍擴充計劃。鑒于當時美國的造船工業(yè)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而進入太平洋的美國軍艦均需通過巴拿馬運河，因此，日本海軍認為，必須建造超過巴拿馬運河最大通行能力的巨艦，就能保證日本軍艦單艦的噸位大于美國海軍艦船，再加上美國海軍編有兩洋艦隊，即太平洋艦隊和大西洋艦隊，日本海軍軍力只要對美國海軍總體保持在70%以上，就有信心能在大西洋艦隊趕到前一舉擊潰美國太平洋艦隊，確保日本在太平洋地區(qū)的海上霸權。12月31日，原有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期滿，日本海軍進入無條約限制的時代。日本海軍從九一八事變中“局外人”迅速轉變?yōu)榉e極推進侵略中國，并促成日軍整體完成發(fā)動全面侵略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磨合。在筆者看來，日本海軍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戰(zhàn)略轉變，對此后陸海軍協(xié)調對德同盟、聯手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共同攫取英美在東南亞權益等一系列行動而言，實際上已經在策略上就侵略擴張達成了“陸海矛盾沖突下的協(xié)作”。

結 論

通過分析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對華政策及陸海軍的關系，可以看出在陸海軍不斷擴大對外侵略過程中，“明治憲法”所構筑的近代日本國家機器開始失去了制約性平衡，走向不斷發(fā)動對外侵略戰(zhàn)爭的覆滅之路。

第一，九一八事變前，海軍內部圍繞著對華問題存在著艦隊派與條約派之爭。由于條約派在國家事務層面沒有對艦隊派加以實質性的制約，使得日本海軍內部的艦隊派就是否對華用兵逐步掌握了話語權。

第二，九一八事變初期，海軍積極配合陸軍作戰(zhàn)。海軍除了積極配合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外，還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變，此后陸海軍聯合作戰(zhàn)成為常態(tài)，這也進一步促成海軍在侵華問題上轉而采取強硬的立場，以保證與陸軍的步調一致。

第三，認為九一八事變造成的既成事實于己有利，海軍對外策略遂發(fā)生轉變。海軍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初表示反對陸軍武力侵略中國東北，但隨后又表示對所謂“滿洲國”的認可，認為促進偽滿的發(fā)展能夠增強海軍軍備。由此，海軍艦隊派與陸軍一唱一和，海軍的對外策略整體“陸軍化”，改變了海軍一直堅持的北守南進策略，用支持符合陸軍的北進策略換取陸軍對海軍南進的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日本陸海軍完成了全面侵華前的戰(zhàn)略磨合。

第四，退出國聯的日本在法理上失去了代管太平洋各島嶼的依據，海軍借機利用陸軍對南進策略的支持，高調提出在西太平洋必須保持對英、美海軍對等的軍備要求。這一措施對外既可以保持在太平洋地區(qū)日本海軍對美國海軍的優(yōu)勢，對內也可以加強與陸軍在爭奪軍費預算上的話語權。

第五，日本海軍以美國軍備顯著增強為由，下決心增強軍備，這使得海軍更加堅定地支持“建設”陸軍一手締造的所謂“滿洲國”。

上述幾方面因素的疊加，加上美國也力圖抑制日本海軍的軍備，日美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日本最終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走上自主造艦、無條約限制的擴軍之路。

綜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圍繞侵華問題，日本海軍的初衷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fā)生直接利益沖突，但海軍內部存在強大的艦隊派，這股強硬推行侵華政策的勢力與陸軍密切配合，促使海軍整體走到了對外侵略擴張的最前線。九一八事變不僅促成日本海軍的強硬登場，更將中國東北問題與日本限制海軍軍備問題緊密地聯結起來。對日本海軍而言，九一八事變是1935年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的直接原因，而1936年《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到期之后，列強在一次大戰(zhàn)后就遠東問題形成的國際格局被日本破壞殆盡。此后，日本鋌而走險，走上了發(fā)動對美戰(zhàn)爭、窮兵黷武的覆亡之路。究其原因，日本海軍的對外策略在九一八事變中出現了重要轉變，已經在戰(zhàn)略層面轉而與日本陸軍形成較為一致的對外侵略方向。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