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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南京大屠殺在軍國主義日本侵略中國的過程中產生于特定的空間里,中國放下武器的軍人和普通平民被屠殺的背后,是日本帝國主義建立其殖民統治秩序的圖謀。
  在南京大屠殺的空間中,外國僑民進行了局部的空間生產,產生了巨大的人道主義價值,具有世界性意義。
  戰后,在日本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戰爭、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背景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基于歷史遺產進行了空間的再生產,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戰爭記憶與和平理念。

  南京大屠殺空間的產生
  1937年12月9日,日軍占領南京東、南兩面外圍各陣地。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作出強硬回應,下達“衛參作第三十六號”命令。
  按照唐生智這一命令,南京將成為中國軍隊與日軍血戰到底的空間。12月10日,日軍對南京發起總攻擊,經連番激戰,中國軍隊陣地動搖。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簽發了撤退令。
  唐生智倉促下達撤退命令,并未有效送達各部隊,各部隊陷入混亂,結果除少數部隊正面突圍到日軍后方,絕大多數中國軍隊蜂擁向城內撤退,經中山路、挹江門,退到下關至燕子磯一帶江邊。
  12月13日,日本海軍切斷南京長江江面,掃射正在泅渡長江的中國軍人。接著,日軍占領南京全城,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外地難民、南京數十萬市民以及20多位外國僑民,被置于南京這一與外部隔絕的城市中。這一空間具有極大的封閉性,外界無從得知城內的實情,城內也無法向外界尋求幫助。
  作為當地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松井石根,明知暴行發生,卻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放任屠殺暴行。南京就此成為大屠殺的空間。

  南京大屠殺空間中的空間生產
  日軍占領南京前,大量在南京的外國僑民離開了南京,但仍有20多名外國教育、宗教、商務人士留在了南京,他們創建了“南京安全區”這空間,并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為平臺,從事人道救援活動。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合影(左起為:福斯特、米爾斯、拉貝、斯邁思、施佩林、費奇)

  1937年1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了一封抗議信,信后有全部22名僑民的簽名。
  此外,南京郊區還有西方人土駐留,即德國人卡爾·京特和丹麥人辛德貝格。他們加上前述22位住在城內的西方人土共24人,是南京大屠殺空間中進行局部空間生產的主力。
  中立國人士主導的“安全區”空間,存續時間并不長,在當時強勢日軍的壓迫下,其命運不可知,但即使如此,也使得當時的南京呈現出與中國其他被占領城市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僅使中國抗戰的世界性意義得以進一步凸顯,也使南京大屠殺相關檔案成為人類記憶遺產的重要基礎。

  空間的再生產與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
  20世紀80年代初,中日關系經過一段以友好為主軸的歷史時期后,日本右翼勢力再次挑起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爭論。
  東亞政治的變動,促成了新空間的生產。1983年,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大屠殺建館立碑編史工作小組”,同年12月13日,在南京江東門日軍屠殺遺址上豎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奠基碑。1985年,鄧小平題寫了紀念館館名。同年8月15日,紀念館建成開放。同時,在當年日軍屠殺地點或遇難者叢葬地草鞋峽、燕子磯、中山碼頭等17處遺址建立了紀念碑。一個系統性的、濃縮南京大屠殺歷史、具有鮮明指向的空間就此生成。
  紀念館的空間生產及其展陳內容,貫徹了回應、批駁日本右翼的問題意識,并由悲情記憶導向愛國主義的價值取向。紀念館成為凝聚相關歷史記憶、批駁日本右翼、團結和平力量、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記憶不斷生長,充實著空間,使空間日益增厚其意涵?,F在的紀念館,其空間語義相比1985年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
  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2014年國家公祭儀式

  如此,紀念館從一個祭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空間,演變為祭奠所有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死難者的空間,它實際上寓意著,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死難的外國人亦在祭奠之列。

  本文來源 | 《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
  作者 | 張生(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
  審校 | 李凌 趙伊漢 俞月花
  編輯 | 潘琳娜
  簽發 | 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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