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祁建民?日本長崎縣立大學教授

內容摘要“昭和陸軍”是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主要推手。戰(zhàn)后日本無論是官方戰(zhàn)史編纂還是舊軍人總結，以及學術界研究，多將日本失敗原因歸結于“昭和陸軍”，并圍繞失敗本質，從國家戰(zhàn)略及軍隊體制、軍隊社會史和將校培養(yǎng)等方面進行諸多研究。從研究的總趨勢來看，由追究軍部的戰(zhàn)爭失敗責任，轉向對于戰(zhàn)前軍隊體制和軍政關系的實證研究；由將“昭和陸軍”視為一種異質的特殊存在，轉變?yōu)閺膽?zhàn)前社會歷史發(fā)展整體脈絡中分析其出現的必然性；由對于軍隊組織體制的制度性研究，轉為對于軍人行為和思想意識的人性研究。不過這種研究的基本目的還是為日本方面總結經驗教訓。雖然有些學者已注意到日軍對于亞洲國家的傷害問題，但總的來看，對于日軍在亞洲太平洋戰(zhàn)爭中犯下的大量暴行與“昭和陸軍”本質上的內在關系依然關注不夠、研究未深。

關鍵詞 日本 ?昭和陸軍 ?軍隊體制 軍隊社會史 將校培養(yǎng)

戰(zhàn)后日本將昭和戰(zhàn)前時期的陸軍稱為“昭和陸軍”，這一稱呼與“明治陸軍”相對，有著特定的含義?！懊髦侮戃姟笔撬^日本近代化的主要標志之一，曾取得甲午、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但“昭和陸軍”卻是日本走入歧途的推手，軍部狂奔，直至毀滅，所以戰(zhàn)后日本對“昭和陸軍”多持批判立場。北岡伸一指出，“昭和陸軍”與以前陸軍的性質非常不同，曾發(fā)揮出極大能量。川田稔認為，“昭和陸軍”是滿洲事變以后重新組織化并政治化的陸軍。滿洲事變中陸軍首腦更迭，宇垣派被清除，一夕會幕僚掌握陸軍中樞后全面承認關東軍的行動，由此陸軍在政治上崛起，推動日本脫離國聯、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直到太平洋戰(zhàn)爭。戶部良一認為，從1930年代初期開始軍人跋扈、政黨政治凋零，軍部走向政治化，形成幕僚政治。一般認為“昭和陸軍”產生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由于一次大戰(zhàn)后日本推進軍備近代化并開始構建總體戰(zhàn)體制的歷史背景，二是其組織上主要來源于以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為核心的軍人團伙。北岡伸一認為，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參謀本部第二部中國課那些對于中國問題和滿蒙問題非常關心的軍人。

關于“昭和陸軍”一詞，就筆者所見，1959年大谷敬二郎所著《落日的序章 昭和陸軍史》一書即已開始使用。此前高宮太平所著《軍國太平記》中雖然沒有使用這個詞，但已開展對于“昭和陸軍”的研究。1968年又有中村菊男出版《昭和陸軍秘史》。這些著作標志著對于“昭和陸軍”的具體研究的開始，此后“昭和陸軍”一詞漸漸多被使用。1979年，近代日本研究會出版《近代日本研究》專輯《昭和時期的軍部》，對于陸軍派閥對立、統制派經濟思想以及近衛(wèi)—真崎集團等進行專題研究。2007年，半藤一利等在《文藝春秋》發(fā)表《昭和陸軍 日本型組織的失敗》特集，討論“昭和陸軍”失敗的原因。2011年，川田稔出版《昭和陸軍的軌跡》，2014年至2015年又陸續(xù)推出《昭和陸軍全史》三卷本，系統研究“昭和陸軍”的興亡過程。2018年，保阪正康出版《昭和陸軍研究》上下卷，研究內容深刻?，F在“昭和陸軍”一詞已被廣泛使用。

戰(zhàn)后日本關于“昭和陸軍”的研究存在多種主體和多重目的，有的是從官方角度總結經驗并彰顯戰(zhàn)前軍人，有的是為了回顧個人經歷向后人述說以避免再犯錯誤，有的則是繼續(xù)維護戰(zhàn)前國策頑固宣揚侵略史觀，當然也有客觀研究以總結侵略戰(zhàn)爭的經驗教訓以維護和平。在研究內容上最多是探討“昭和陸軍”為什么失敗，除了對外政策、軍政關系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外，還有從陸軍體制、武器裝備和將校培養(yǎng)制度上進行考察，特別是從社會史角度把軍隊納入近代日本演進過程中的研究近年逐漸增多。

一、多樣的研究主體

戰(zhàn)后日本關于“昭和陸軍”的研究，根據其研究主體可分為官方戰(zhàn)史編纂、舊軍人經驗回顧與學術探討三類。

首先是官方戰(zhàn)史編纂。戰(zhàn)后日本官方很早即開展戰(zhàn)史研究，以弄清史實、總結教訓。日本戰(zhàn)敗僅3個月后，日本政府即成立大東亞戰(zhàn)爭調查會，以追究戰(zhàn)敗原因及真相，其第二部會是關于軍事的，其調查內容包括軍隊的政治干預與影響、日中戰(zhàn)爭后的戰(zhàn)爭指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國際形勢與國防方針、軍隊的編制運營問題和作戰(zhàn)用兵上的敗因等。但這個組織不久即被解散。1945年底，盟軍最高司令官要求日本復員省協助美軍對日本戰(zhàn)史進行調查，其后便在復員廳內設立史實調查部和資料整理部，由舊海陸軍軍人組成，負責收集整理“大東亞戰(zhàn)爭”的有關資料。日軍戰(zhàn)敗時大量燒毀重要文件，殘存下來的由美軍搜出或接收后交由美國國家檔案館保管。1950年日本警察預備隊成立，戰(zhàn)史編纂開始提上日程。1955年在日本防衛(wèi)廳內設立戰(zhàn)史委員會，并在陸上自衛(wèi)隊干部學校內設立戰(zhàn)史室，后編入防衛(wèi)研修所，是為戰(zhàn)史編纂之肇始。

戰(zhàn)史室基本由舊軍人組成，從事戰(zhàn)史調查研究及戰(zhàn)史編纂，其戰(zhàn)史資料最初只有從厚生省移交過來的1萬余件，為此戰(zhàn)史室開展對于國內殘存資料的收集并要求美國返還其沒收的文件。1958年，日本從美國接收回4.1萬余份日軍文件資料，其中約3萬份移交給戰(zhàn)史室。戰(zhàn)史室從1965年起計劃編纂戰(zhàn)史叢書，在編纂過程中，又陸續(xù)搜集到一些資料。目前，戰(zhàn)史室所藏陸軍資料已有約8.1萬件，海軍資料3.5萬余件，地圖4.8萬余幅。戰(zhàn)史室編纂的“戰(zhàn)史叢書”共出版102卷，其中關于日軍戰(zhàn)略和組織制度部分在“大本營”系列中，內容涉及陸軍國防方針、用兵思想、軍制和軍備等方面。戰(zhàn)史室還對舊日軍關系者進行大規(guī)模訪談，有6500人次，另有8700人次被邀請到戰(zhàn)史室進行詳細座談。這種訪談和座談記錄作為口述史料對于檔案資料而言具有重要的補充意義，有助于全面了解作戰(zhàn)的決策、背景和經過。筆者在日本防衛(wèi)研究所戰(zhàn)史資料室查閱參加過華北治安戰(zhàn)將校的訪談記錄和舊軍人回顧錄，他們多認為當時中共開展的游擊戰(zhàn)威脅巨大，中共政治工作有力，而當時日軍對此卻認識不足。1980年后，在偕行社所辦《偕行》雜志上曾連載部分舊軍人訪談記錄“將軍說”。

官方戰(zhàn)史叢書所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包括對于國際形勢判斷失誤、國力和軍備狀況準備不足、具體戰(zhàn)役指導過程存在問題等。在戰(zhàn)史叢書中對于日軍的所謂“精神力”“白刃戰(zhàn)”多有頌揚。這種官方戰(zhàn)史存在重大缺陷，正如吉田裕所指出的那樣，戰(zhàn)史叢書是由舊陸海軍將校作為編纂官所編寫的戰(zhàn)史，從日軍中央角度觀察戰(zhàn)爭指導史的色彩濃厚，并帶有彰顯那些勇敢作戰(zhàn)的“帝國陸海軍”將士性質。從第一線官兵的角度看，這套叢書具有片面性，未能反映出戰(zhàn)場的真實，這種批判在叢書出版過程中就已出現。

其次是舊軍人經驗回顧。戰(zhàn)后一些參加過戰(zhàn)爭的舊軍人出于不同目的回顧并總結經驗教訓。1947年，原關東軍參謀，后任兵務局長的田中隆吉出版了《日本軍閥暗斗史》一書，揭露陸軍派閥之爭、軍人跋扈、憲兵橫暴以及東條英機缺乏領導資質等。曾任大本營陸軍部作戰(zhàn)課長和步兵聯隊長的服部卓四郎從1953年開始出版戰(zhàn)史著作，1956年編成8卷本，1965年合編為《大東亞戰(zhàn)爭全史》一卷本。他從政略與戰(zhàn)略結合的角度對于戰(zhàn)爭指導、最高統帥、重要作戰(zhàn)進行總結，認為存在著戰(zhàn)爭指導機構分裂、缺乏整合、陸海軍對立等問題。1967年至1968年間，木戶日記研究會對曾任陸軍省軍務課長和中國派遣軍參謀的西浦進大佐進行了多次訪談，西浦進認為陸軍存在重大缺陷，即上級提出的方案在傳達過程中被形式化，政策制定者與現場執(zhí)行者之間溝通不足；中下級精英軍官一旦升為高級軍官后便變得無責任、無能力。西浦進的訪談記錄于1968年由日本近代史料研究會刊行，2014年正式出版。1973年，曾任總力戰(zhàn)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五航空軍副參謀長的堀場一雄出版《中國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他認為國家全面的戰(zhàn)爭指導體制沒有確立、沒能發(fā)揮強力機能；陸軍內部存在對立，陸海軍分裂；政府和輿論的權益思想使得一些方針無法實現，還有人事更迭頻繁、思想未能統一等問題。1976年，原炮兵少尉山本七平出版了《一下級將校所見的帝國陸軍》，對于日軍的“精神力”戰(zhàn)法、士官學校學歷主義、軍中保守規(guī)則、長官私下命令和故意表演出來的“氣魄”、被強迫的自殺等進行了檢討。1996年，原大本營情報參謀堀榮三出版了《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zhàn)記》一書，指出陸軍無視情報的體質，認為昭和陸軍的官僚體制是敗因。1979年，原大本營參謀井本熊男出版的《從作戰(zhàn)日志整理的大東亞戰(zhàn)爭》一書認為，東條英機內閣的失敗是問題長期積累的結果，這不限于戰(zhàn)爭指導中樞，陸軍、海軍和政治指導者都是如此，另外，中堅幕僚與領導層之間存在隔閡。

近年對“昭和陸軍”有深入研究的保阪正康指出，陸軍高級將領，特別是在政治和軍事上有領導地位的精英軍人幾乎沒有留下回憶錄和手記，為了研究昭和史，只能通過對其副官、秘書等周圍人的訪談來了解。保阪指出，日軍高級軍人與普通士兵在“死”的觀念上不同，對于普通士兵來說“死”是日常發(fā)生的，甚至對“死”也變得不再害怕，但對于高級軍人來說卻不是一定出現的日?，F象，從陸軍大學畢業(yè)的精英軍人實際上到戰(zhàn)場第一線的并不很多，另外高級軍人所進行的軍隊教育就是使人瘋狂，是一種脅迫，用強制和威逼迫使士兵走上戰(zhàn)場，所以，高級軍人與普通士兵的觀念與境遇完全不同。雖然1941年東條英機以陸軍大臣名義下達《戰(zhàn)陣訓》，要求軍官“率先躬行”，實際上卻是強迫士兵去死，但高級將領卻可逃避。另外，高級將領從內心看不起政治家，保阪通過對東條英機的心腹和秘書赤松貞雄的訪談，了解到東條常說的一句話是，“我討厭政治家的那種漂浮不定，不能向大眾諂媚”。東條從內心看不起政治家，當時的軍人大多都有這種想法。

保阪正康通過對“昭和陸軍”舊軍人的300余冊手記進行分析，將其內容歸納為以下幾類：將“昭和陸軍”的軌跡與自己的軌跡同一化；雖然位居“昭和陸軍”中樞，但對政策持懷疑態(tài)度；自己與“昭和陸軍”的軌跡不同，說明自己的獨特之處；為“昭和陸軍”辯護以將自己正當化；徹底批判昭和陸軍；客觀總結昭和陸軍和自己的歷史以及為了向后代述說。

再次是學術探討爭論。對于“昭和陸軍”的學術性探討，由于戰(zhàn)后較長時期里學術界對軍部和戰(zhàn)爭反感，大多回避這方面的研究，從而使戰(zhàn)史與軍隊研究在一個時期成為官方和舊軍人的專利。飯塚浩二于1950年就開始用討論的形式從國家體制和社會結構角度對日軍進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日本的軍隊》一書，這被認為是戰(zhàn)后關于軍隊研究的起點，但這以后卻沒有出現更多的這類研究，只有秦郁彥于1953年至1954年間，對關押在巢鴨監(jiān)獄的A級戰(zhàn)犯曾進行訪談錄音（這些口述資料收入2018出版的秦郁彥著《走向實證史學 歷史學家的回想》一書），其著作《日中戰(zhàn)爭史》和《軍隊法西斯運動史》分別于1961年和1962年出版。1975年，畢業(yè)于陸軍士官學校的松下芳男出版了《日本軍閥的興亡》一書，從陸軍派閥角度分析“昭和陸軍”的學閥特征。他認為昭和軍閥就是陸軍軍閥，這是在長州軍閥凋落之后新出現的學閥，其特征是軍隊的實權由中央的中堅幕僚掌握，過去軍閥實權由最高級別的人掌握，下級軍人作為后盾，向國政施壓，但昭和軍閥主要由佐級軍官甚至尉級軍官向上級施加壓力，再由將官級軍閥施展權威，也就是出現下克上的風潮。還有就是昭和軍閥會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另外，昭和時代的青年將校有輕視傳統（輕老）的傾向，上級將校無能、無力。同樣有過軍歷的藤原彰于1978年出版了《天皇制與軍隊》一書，按照階級理論分析“昭和陸軍”的性質，他認為進入大正時期以后的軍部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實行者，是掌握國家的壟斷資本的代言人；由于統帥權獨立使得天皇權限絕對化；士兵主要來源于自耕農，而將校的構成核心是統治層的武士集團，他們既有傳統武士的思想和情感，同時又帶有軍事專業(yè)官僚的性質。

1980年代以后，有多部關于戰(zhàn)爭和軍隊的通史性著作問世。1986年，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戰(zhàn)爭小史》一書出版，他認為整個15年戰(zhàn)爭中日本作為國家給對方國家造成巨大傷害，同時也給日本國民帶來慘禍，這是日本帝國戰(zhàn)爭指導者和實行者一系列政策選擇的結果，天皇作為行使統帥權的人必須承擔責任。江口對“天皇法西斯論”提出疑問，認為法西斯在一般意義上是指金融資本的暴力獨裁，而戰(zhàn)時日本在本質上是封建性的絕對主義天皇制與階級性質不同的金融資本暴力獨裁相互結合并出現轉化，由此他提出“兩面性帝國主義論”。1987年，藤原彰的《日本軍事史》上卷出版，該書總結了近代日軍的形成過程，特別是日俄戰(zhàn)爭后日軍進行的改革，由此其獨自的戰(zhàn)法、戰(zhàn)訓和思想得以體系化，包括強調精神主義、引進家族主義、主張強制服從、提高軍部地位、介入國民教育和成立在鄉(xiāng)軍人會等。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戰(zhàn)爭形態(tài)發(fā)展為總體戰(zhàn)，但日本受國力所限，軍隊裝備開始落后，為此便強調速戰(zhàn)速決。日軍雖然發(fā)生革新運動，但將校團的本質沒有變化，他們的地位由特權和半封建的身份制得以保障，成為天皇制的基礎，進而確立法西斯體制，軍部走向政治化。隨著軍隊急劇擴大，出現將校人數不足、士兵素質下降、軍紀頹廢、士氣低迷等現象。1988年，具有航空士官學校學習經歷的大江志乃夫出版了《昭和的歷史 第3卷 天皇的軍隊》一書，對于昭和時期的兵役制、軍隊、軍事官僚與政治、昭和軍閥、軍部主導的國策和“皇軍”的自我毀滅等進行研究，特別對軍隊組織、軍中內務、將校團和戰(zhàn)略戰(zhàn)法有深入分析。他認為日本軍隊被稱為皇軍，軍人具有直屬天皇的意識和思想，這是日軍最獨特的地方。通史性的著作還有原自衛(wèi)隊航空支援集團司令部防衛(wèi)課長坂本祐信于2014年出版的《近現代日本軍事史》第2卷，該書涉及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zhàn)爭”結束的全過程。

針對官方戰(zhàn)史叢書沒有涉及戰(zhàn)場一線士兵的缺陷，吉田裕于2002年和2017年分別出版了《日本的軍隊》和《日本軍士兵》兩書，從戰(zhàn)場士兵的角度研究“昭和陸軍”，他通過對戰(zhàn)爭動員的研究分析民眾對“天皇軍隊”的支持行為，包括軍隊與社會的關系、“天皇軍隊”的民眾基礎與實際狀況，重點分析作為近代化推進力的軍隊為什么會成為15年戰(zhàn)爭中那樣的非合理的、精神主義的、僵化的軍隊。他通過對士兵患病、餓死、“特攻”、營養(yǎng)不良、精神疾患嚴重等狀況的分析，指出日軍存在著根本缺陷，如統帥權獨立、多元分權的組織體制、私的制裁、軍紀頹廢等。他認為日本“后發(fā)的資本主義”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基本原因。2009年，一瀨俊也出版了《皇軍士兵的日常生活》一書，論述了士兵應征入伍、軍隊生活、士兵與家族，直至戰(zhàn)死的全過程，揭露了士兵在軍隊和戰(zhàn)場的種種遭遇，描寫了士兵“生”與“死”的真實狀況。

對于學術界將“昭和陸軍”定性為“天皇制軍隊”的觀點，戶部良一于1998年出版的《日本的近代 9 逆說的軍隊》一書則提出“逆說”，他認為，作為天皇權力的統帥權獨立，最初并不是為了強化軍隊對于政治的影響力而制定的，相反，統帥權獨立是為了確保軍隊的政治中立性，具有防止干預政治的一面，但后來卻轉變?yōu)橹С终螀⑴c和政治介入的制度。他還認為，把忠誠于天皇的日本軍隊看作是非近代軍隊的觀點也不確切，封建領主轉為向中央集權國家的核心即國王效忠，這絕對是近代的現象；后來人們關于日軍的獨特形象大半形成于戰(zhàn)爭將要結束時將校們所表現出的狂熱主義。日軍的狂熱主義表現為“特攻”、誓死不撤退，還有在戰(zhàn)場上對非戰(zhàn)斗人員的殺傷、強奸和虐待俘虜等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但是，他認為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對具有這些特征的日軍用“天皇的軍隊”加以概括存在疑問。政治體制與支持這種體制的軍隊之間的確有某種關系，但是忠誠國王的軍隊不一定就會狂熱。關鍵是“天皇制”的概念究竟是何種意義，用“天皇制軍隊”的場合就意味著這是一支用來支持一種特殊體制的軍隊，將萬惡之源歸于“天皇制”，這與贊美日軍是理想形態(tài)的觀點一樣都只是強調其特殊性，否認與其他國家的比較。日軍可能具有特殊性，但是簡單地都歸于“天皇制”則應慎重。世界各國的軍隊有共通之處，君主制國家的軍隊也有共通的地方，所以在論述日軍的特殊性時首先要確認那些共通的地方；其次應該注意的是，在“大東亞戰(zhàn)爭”末期日軍所具有的狂熱特征這雖然是事實，但是日軍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性質嗎？狂熱的非合理性是不是日軍的本來特征。在“義和團事變”時出征的日軍士兵軍紀嚴明，日俄戰(zhàn)爭時按照國際法善待俘虜，這樣的日軍形象與昭和時期的日軍很不一樣，在戰(zhàn)爭這種非合理的極限狀態(tài)下，軍人采取非合理的行為也可能有不得已的成分。他認為日軍在近代化和規(guī)模擴大的過程中遇到各種挑戰(zhàn)，在應對這些挑戰(zhàn)時逐漸發(fā)生了變化，因而產生了非合理性與狂熱。戶部的研究注意到近代軍隊的共同性與日軍自身的演變過程，但也帶有為“昭和陸軍”辯護的色彩。

北岡伸一認為，戰(zhàn)后關于陸軍的研究大多以批判先行，但對于陸軍內在的理解卻為數不多。2012年，北岡伸一出版了《作為官僚制的日本陸軍》一書，這是繼其《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對日本陸軍研究提出三個基本觀點。第一，關于日本陸軍的特征，在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時代，具有武士這種軍事職業(yè)身份的國家建立近代軍隊時要否定武士階層會存在困難，但是不否定這支將革命（戊辰戰(zhàn)爭）引向勝利的軍隊，近代化的軍隊就無從建立。第二，當時的中央集權化雖然以天皇為中心而得以實現，但是幾個世紀以來其作為權力的中心卻沒有實權。重視以天皇為中心的連續(xù)性，對于這種傳統，以不承擔法律責任地位加以確認的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以往的“天皇制軍隊”觀點是從批判的角度提出的。沒有天皇的絕對存在就不能與西洋列強抗衡，但是如果是絕對性的存在，又與天皇制傳統相矛盾。在這種矛盾面前，天皇對于建言者的建議幾乎原樣接受，并在這種默認下制定了憲法。第三，在建言者的建議之間出現相互矛盾時如何統一成為問題，在陸軍中央，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等為前提的兩者立場如何統一就很難，這種統一的非正式主體就是長期掌握權力的長州閥。他主張要從這個觀點觀察陸軍的派閥問題。北岡的軍隊研究涉及近代日本的國家體制問題。

二、主要研究內容

戰(zhàn)后日本關于“昭和陸軍”的研究范圍與深度不斷擴展，涉及戰(zhàn)爭失敗的本質、社會基礎、將校培養(yǎng)體制等，此外還有關于戰(zhàn)場士兵真實狀況以及軍隊地域性研究。由于筆者此前曾發(fā)表文章對此有過介紹故從略，以下僅就戰(zhàn)爭失敗的本質、軍隊社會史研究和將校培養(yǎng)體制方面進行介紹。

關于失敗的本質。戰(zhàn)后日本總結戰(zhàn)爭失敗原因，一般都首先歸過于“昭和陸軍”。1946年政治評論家?guī)r淵辰雄提出戰(zhàn)爭期間國民被軍部欺瞞，戰(zhàn)爭中的軍部問題日本人自身已經無法解決，最后敗于盟軍。日本人應自己總結經驗教訓，對軍部獨裁政權進行研究。戰(zhàn)后關于“昭和陸軍”研究的出發(fā)點就是分析其失敗原因，不僅檢討其戰(zhàn)略戰(zhàn)術，更重要的是關注其體制上的問題，也就是“失敗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200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70周年之際，《文藝春秋》刊發(fā)特集，半藤一利、保阪正康、福田和也、戶部良一、黑野耐等代表性研究者共同長篇討論“昭和陸軍”失敗的組織原因，他們提出由于派閥抗爭導致軍隊改革失敗、陸軍精英教育體系存在缺陷、所謂“天才戰(zhàn)略家”問題、有見解的人得不到重視、參謀的失控行為、平庸領導者和下克上理論以及被社會氛圍所支配的集團等。同年，川田稔在《周刊現代》發(fā)文認為，對于戰(zhàn)敗要從戰(zhàn)前開始觀察，他重點對四名有代表性軍人即永田鐵山、石原莞爾、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的思想與行動進行分析，以揭示戰(zhàn)敗原因。

對于“昭和陸軍”失敗原因的探討除官方戰(zhàn)史編纂者、學術界及舊軍人外，昭和天皇本人也多有思考。1991年，昭和天皇的“獨白錄”出版，其中就有他對戰(zhàn)敗原因的分析。他認為日本戰(zhàn)敗的原因，第一是對兵法研究不充分，沒有體會到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的根本原理；第二是過于重視精神，輕視科學的力量；第三是陸海軍不一致；第四是缺乏有常識的首腦人物，過去的如山縣有朋、大山嚴和山本權兵衛(wèi)這樣的人物都已經不在了。政略與戰(zhàn)略不足，而且軍隊首腦多只通一門，缺乏對部下的統帥能力，導致出現下克上的局面。

關于日軍失敗本質的研究涉及戰(zhàn)略決策、戰(zhàn)斗戰(zhàn)術、武器裝備、軍政體制、軍隊組織和軍隊領導者等多方面。關于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軍政體制等方面，前面已有涉及，以下僅就近年研究較多的武器裝備和組織論方面加以介紹。

關于武器裝備的研究，1975年原陸軍參謀加登川幸太郎出版了《三八式步槍 日本陸軍的七十五年》一書，作者以明治38年開始使用的三八式步槍為象征，認為陸軍是在裝備沒有充分更新的狀況下以這種舊式武器投入太平洋戰(zhàn)爭的。由于裝備未得到更新，所以只能一味地依賴于“精神力”。陸軍無視國力，提倡作戰(zhàn)優(yōu)先，結果陷入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泥潭，繼而魯莽地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最終慘敗。日軍依靠“精神力”將白刃突擊作為步兵的根本戰(zhàn)術。日本侵華戰(zhàn)爭時，日軍的裝備雖然在具體戰(zhàn)斗中戰(zhàn)勝了沒有充足火炮和坦克的中國軍隊，但卻沒有最終獲勝，這是由于日軍缺乏機動力，在包圍殲滅戰(zhàn)中失敗，因而沒能徹底打垮中國的抗戰(zhàn)意志。1996年，加登川又出版了《陸軍的反省》（上下冊）一書，對陸軍的戰(zhàn)略、體制、派閥和軍備上的失誤進行反省。三野正洋于1995后年相繼出版了《日本軍小失敗研究》和《續(xù) 日本軍小失敗研究》兩本書，他首先分析了日軍的種種魯莽行為，即不顧國力的差距、輕視補給、統一化和標準化、改革失敗、用兵者無能和頭腦僵化等，其次是對軍艦和武器性能進行具體比較分析，指出其缺陷。

從組織理論角度展開的代表性研究是1984年戶部良一等出版的《失敗的本質 日本軍的組織論研究》一書，他們認為日本陸海軍的基本思維模式就是白刃戰(zhàn)思想，雖然在戰(zhàn)場一線的軍人不滿意火炮的射程和威力，但日軍整體上對火炮的輕視一直持續(xù)到“大東亞戰(zhàn)爭”。基于白刃戰(zhàn)思想的“刺刀突擊主義”是日本陸海軍的戰(zhàn)略原型，具體表現為：基于無形的精神要素是最大戰(zhàn)力的這種“戰(zhàn)訓”，在已預想到將來物力不足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對軍人精神磨練來加以彌補；徹底貫徹“步兵中心主義”，步兵戰(zhàn)斗的關鍵立足于依靠攻擊精神的白刃戰(zhàn)；陸軍認為相比物質資源的獲得，人力資源的補充更為容易，因此尊重生命的觀念相對薄弱。陸軍雖然在大正14年（1925年）建立了坦克部隊，但對坦克的作用經常持懷疑態(tài)度。日軍的坦克戰(zhàn)法學習法國，以小型輕量為主，將坦克與步兵的直接協同作為基本方針。日軍組織結構中缺乏美軍那樣的能對陸?？哲娺M行統一指揮即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的聯合參謀本部。日本雖然設有大本營，但是沒能將陸海軍作戰(zhàn)統合起來，只不過是各個追求自身利益的勢力用來進行協議的場所。在管理制度上，人事晉升基本是年功序列制，并且陸軍首腦部以兵科出身為主，海軍則是炮術科出身者占統治地位。日軍的組織非常安定，軍人不善思考、不讀書，服從上級并不會反駁，是一種安定的長老制。在制度上不允許從組織的末端向中樞提出情報和意見。軍人追求既存路線，不求自我革新，固執(zhí)于特定模式，缺乏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日軍體制的基本特征是將官僚制與集團主義奇妙地結合起來，雖然有科層制，但又有依據情感的人與人的結合，形成放任個性的下克上體制。

保阪正康認為，日軍組織的根本缺陷表現為以主觀愿望代替客觀事實；獲取知識偏頗；沒有理解“天皇軍隊”的意義；對于戰(zhàn)爭問題的思考有誤，以及不知道人類社會已進入20世紀，觀念落后。對于“昭和陸軍”領導者的特征，保阪總結說，這些人大多不閱讀文學書籍，連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書籍也不閱讀，因此，他們不了解人們的心理，缺乏社會科學的思考方法。如1941年4月至11月間日本與美國進行外交談判，這本來應該由外交專家來談判，但實際上卻由軍部施壓并主導外交。陸軍將校把對外交涉等同于作戰(zhàn)，認為妥協就是失敗，只從自己一方的角度考慮和盤算，因而寸步不讓。他們在對外交涉時還將軍事行動的結果作為交涉條件，使外交從屬于軍事。

關于軍事社會史研究。隨著對“昭和陸軍”研究的深化，從社會史角度在更深層次揭示其體制和行為的探討在1980年代后不斷有成果出現。

對“昭和陸軍”官僚制進行社會史研究的，首先有筒井清忠于1984年出版的《昭和時期日本的構造 歷史社會學的考察》一書。他認為下克上的不斷發(fā)生與日本“稟議制”這種獨特的組織制度有內在聯系。陸軍體制首先就是在對外方面下克上行為的連鎖發(fā)生，一旦對外挑起事端，這種無視陸軍中央的下克上軍事行動就會不斷發(fā)生，直至走向太平洋戰(zhàn)爭。最初是石原莞爾發(fā)動滿洲事變，接著是武藤章挑起綏遠事件，進而是盧溝橋事變的擴大。當武藤意識到這會失敗并試圖避免太平洋戰(zhàn)爭時，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卻要擴大戰(zhàn)爭。其次是“復仇”理論，一旦擅自挑起事端的人失敗，就想著復仇，失敗之后還要進行新的冒險。如從武藤章挑起綏遠事件失敗到擔任參謀本部作戰(zhàn)課長后，便極力要將盧溝橋事變擴大。挑起諾門坎事件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在1941年的關鍵時刻回到參謀本部，他們?yōu)橥旎卦谥Z門坎的失敗便積極推動新的戰(zhàn)爭。在日本官僚制度中是按照失誤多少進行評價的，同期入職者一直存在著晉升競爭，其中若有失敗則會降職，結果未曾失敗的人就容易晉升。到了“昭和陸軍”時期，如果有人失敗，周圍的人還會為他提供再次冒險的機會，由此形成“復仇”的理論。軍人為了挽回失敗，就靠再次成功，這種狀況反復出現，由此軍中形成對攻擊性行為的贊許和對失策者的寬容。再次就是任用精英軍人的體制缺陷。首先是選拔機制的缺陷，要成為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首長，只有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這一渠道。因為人才補充經常會有曾失敗的人重新回到核心崗位。還有就是軍事教育問題，由于強調“要將作戰(zhàn)決心貫徹到底”，軍人們排斥妥協。那些不適合搞政治的軍人雖然在口頭上總講一些大義名分，但卻經常搞陰謀和謀略。另外，在組織論上就人的個性來說，那些排斥一切妥協的人更容易進入中樞機關，其典型就是太平洋戰(zhàn)爭開始時的作戰(zhàn)部長田中新一，他的最大特征就是爭強好勝。作為軍人一般都好強，但田中卻極端好強，喜歡爭吵。在決定和與戰(zhàn)的關鍵時刻，由這樣的人擔任作戰(zhàn)部長非常不合適。另外就是按照日軍海外駐在制度，精英軍人很少去美國。陸軍大學從第1期到第48期畢業(yè)生中一直有10%左右的成績優(yōu)秀者被派往國外留學或駐在，據統計，到德國者有150人，到法國者90人，到俄國者80人，到中國者65人，到英國者55人，到美國者40人，其中到德國者最多，是到美國的近4倍，其次是到法國、俄國，而到美國者非常少，一般都是去不了德國才去美國。所以在與美國開戰(zhàn)時，在日軍中央機關中了解美國國力狀況的人幾乎沒有。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時在日軍核心人物中，作戰(zhàn)部長田中新一有駐蘇聯經歷，作戰(zhàn)課長服部卓四郎到過法國，戰(zhàn)力班長辻政信則沒有國外駐在經歷。軍務局長武藤章駐德國時，曾在回國前兩三個月時去過美國，這種經歷可能使他了解到美國實力的強大，這與他反對與美國開戰(zhàn)有重要關系。他主張如果美國對德國宣戰(zhàn)，日本也應采取旁觀態(tài)度。

圍繞陸軍將校培養(yǎng)體制的社會史研究則有廣田照幸于1997年出版的《陸軍將校的教育社會史》，該書從比較社會學的角度注意到日本軍隊特別是將校階層的特殊之處，認為日軍與貴族傳統較強的英國和德國軍隊不同。由于高級將校職業(yè)在日本社會中的威信和魅力已經失去，結果日軍將校出身的基本階層是那些已逐漸失去經濟基礎的舊特權階層即士族，他們處于社會的中間層次，從士官學校畢業(yè)成為將校只是那些在經濟生活上不安定階層實現飛黃騰達的捷徑。戶部良一對昭和陸軍軍人的家庭出身進行分析，揭示出“昭和陸軍”的一些特征。他發(fā)現，在明治初期的軍官中，士族出身者占大多數。從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比例來看，最初士族出身者多，但此后平民出身者不斷增加，到20世紀30年代，青年軍官幾乎都是平民出身。這就意味著雖然這些軍官高調地主張“武士道”精神，但是他們的絕大多數卻并不是武士的直系子孫，他們之所以強調武士道德和觀念上的國體論，其實正是由于他們在出身上沒有武士背景。

野邑理榮子在《陸軍幼年學校體制研究 精英培養(yǎng)與軍事?教育?政治》一書中則指出,日本精英將校與歐洲軍隊相比具有非貴族性特征。她認為，首先，日本陸軍精英的培養(yǎng)方針沒有封建身份制度的限制。歐洲各國的陸軍精英培養(yǎng)學校即幼年學校是帶有貴族特權的學校，日本的幼年學校則沒有封建身份制限制，在原則上對所有男子開放；其次，陸軍幼年學校雖然對所有男子開放，但是1896年后，這種學校成為培養(yǎng)將校制度的核心機關。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為防止日本反對藩閥政府的社會風潮蔓延到軍隊將校，便采取德國和俄國那樣在幼年學校徹底進行忠誠于天皇的精神教育手段，用來保證以天皇為頂點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軍隊秩序。雖然不是德國、俄國那樣的貴族學校制度，但是日本幼年學校在將校培養(yǎng)制度中卻處于核心地位，帶有特權性質。所以日本陸軍精英培養(yǎng)制度中雖然堅守階層開放、四民平等，但又采取歐洲貴族主義秩序，以及學校根據出身予以區(qū)別對待。日本采取全民皆兵的制度，為此要求所有國民都具有軍人精神，但專門設立進行軍人精神教育的幼年學校也意味著日本國民的軍人精神不足，這樣陸軍自己便從根本上否定了全民皆兵的原則。經過1896年的改革，日軍將校的出身被分為陸軍幼年學校和普通中學兩種，幼年學校是將校培養(yǎng)體制的核心。在德國與俄國，將校出身學校不同的社會背景是貴族與一般市民的這種封建制身份區(qū)別，核心是身份，出身學校不過是附屬的。日本雖然否定了封建制身份上的差別，但卻強調出身學校的不同。筆者以為野邑所提示的問題非常重要，由于將校按照出身學校不同形成軍人學歷身份上的差別，所以在人事制度上按照出身校與學習成績任用和晉升，軍人之間相互競爭。為了突顯精英將校的特權身份而強調精神教育，對于沒有學歷身份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則施以嚴酷紀律；軍隊中派閥（學閥）、非制度因素和下克上橫行。

關于將校培養(yǎng)體制。作為主導“昭和陸軍”的將校階層，特別是那些中堅將校，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出這支軍隊的性質與特征，因而對陸軍將校培養(yǎng)體制的考察也引起研究者關注。

松下芳男于1975年出版了《日本軍閥的興亡》一書，他認為“昭和陸軍”的特征之一就是學閥的存在。陸軍派閥開始來源于藩閥，后來則成為陸軍大學的學閥。陸軍的派閥除了縱向的之外，還有橫向的，這來源于幼年學校。幼年學校派閥是陸軍將校出身于陸軍幼年學校還是普通中學的對立關系而產生的。陸軍兵科將校的補充渠道有四種，一是幼年學校的畢業(yè)生，二是普通中學畢業(yè)后考試合格者，三是各兵科下士官考試合格者，四是從準士官或曹長特殊晉升的。第四種與前三種多少有些區(qū)別，在晉升上有所限制，直到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也只能晉升到中佐。在這類將校中也有個別人能進入陸軍士官學校，但人數很少。陸軍幼年學校出身者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接受國家至上主義和尚武的封建性教育，其思想狹隘，缺乏正常的情感，傾向于軍國主義和武力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信徒。日俄戰(zhàn)爭后幼年學校學生的目標就是“奪取蒙古”、統治亞洲。這些學生在滿洲事變時是佐級軍官，到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已成為將軍。他們在幼年學校學習德、法、俄三國外語，其后也到所學語種的國家留學，或擔任駐在武官，因而他們比較了解德、法、俄三國的情況。相反，中學畢業(yè)者大多學習英語，精通英美國家者較多。由于幼年學校畢業(yè)者占據陸軍中樞機關，他們只精通德、法、俄，但對英美兩國卻比較生疏，這也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之一。

藤原彰在1978年出版的《天皇制與軍隊》一書中指出，幼年學校和士官學校的教育所強調的是軍人為國民的骨干，將校則為核心，他們應該是國民的領導者。當時強調軍隊是天皇的股肱，直屬于天皇，與天皇的權威一體。經歷過這樣的教育，陸軍大學畢業(yè)的幕僚們盡管年輕、作為指揮官的經驗很少，卻產生蔑視瑣碎事務，只重視大局的傾向及自以為是的思考方式。他們從陸軍大學畢業(yè)后，到陸軍中央機關擔任要職或到重要的一線部隊當參謀，這兩種職務之間還常有調換。這種人官位雖低，但經常參與制定重要決策，這就更加助長其自大的傾向。其中最典型的是辻政信，他在大尉時代由于士官學校事件已為軍中矚目，后從少佐到大佐，作為關東軍司令部見習官參加了日本侵華戰(zhàn)爭，后到華北駐屯軍督戰(zhàn)，對盧溝橋事變的擴大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進而作為關東軍參謀，擔任諾門坎事件的作戰(zhàn)指揮官。辻政信體力、精力旺盛，一貫都在其所任職的部門發(fā)揮核心作用。這種具有實行力和說服力的人很能發(fā)揮領導作用。在“溫室”中養(yǎng)成的精英意識，只依靠有限的軍事教育和經驗對重大政略、戰(zhàn)略具有決定權，這些參謀形成了極端的自負心理。只有單一軍事知識的他們，卻自認為對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的知識與判斷力是最出色的，這種自信讓人吃驚，局限于狹隘戰(zhàn)術范圍內的他們，其知識和判斷力根本無法考慮到廣義的政略與戰(zhàn)略。在他們眼中，雖然也看到政治、經濟問題，但僅是從作戰(zhàn)立場進行的推演而已。

日本陸軍將校的培養(yǎng)深受德國影響，三根生久大于1995年出版的《帝國陸軍的本質》一書指出，陸軍大學德國教官梅克爾來日的第二年即1886年，其著作《德國基本戰(zhàn)術》即被翻譯過成日文，學生接受了其如下戰(zhàn)爭理論：（1）戰(zhàn)爭是國家之間為了解決紛爭而訴諸武力的計策。（2）戰(zhàn)爭在人類社會是不可避免的，為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戰(zhàn)爭是必要的。（3）戰(zhàn)爭目的分為政略上和軍事上兩種。政略上對戰(zhàn)爭是積極還是消極會有變化，但軍事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打敗敵人，使其遵從勝者的意志。（4）打敗敵人包括戰(zhàn)勝敵人（挫敗敵人的一時抵抗）和占領敵人領土（使敵人不能長期抵抗），奪取其資源。所以梅克爾的戰(zhàn)爭理論就是戰(zhàn)爭不可避免論和戰(zhàn)爭必要論，肯定戰(zhàn)爭。其作戰(zhàn)思想是在緒戰(zhàn)階段即給敵以沉重打擊，迅速結束戰(zhàn)爭，就是將速決戰(zhàn)、殲滅戰(zhàn)作為理想戰(zhàn)法。三根生還指出，陸軍大學將游擊戰(zhàn)視為不正規(guī)的戰(zhàn)法，認為沒必要在陸軍大學進行研究。在拿破侖戰(zhàn)史中的西班牙游擊戰(zhàn)，日軍出兵西伯利亞時紅軍的游擊戰(zhàn)都沒有成為戰(zhàn)史教學對象。自從滿洲事變以來的15年戰(zhàn)爭中，陸軍一貫將開展游擊戰(zhàn)的勢力稱為“便衣匪”、土匪、“共產匪”等，沒有認清這種游擊戰(zhàn)的本質，即這實際是一場基于民族主義的國民抵抗戰(zhàn)爭。

黑野耐于2004年出版了《參謀本部和陸軍大學》一書，他認為，梅克爾的軍事教育理念就是強調不能只依靠新式兵器，最終決定勝敗的要靠精神力量。梅克爾灌輸重視進攻的思想，強調實踐戰(zhàn)術和實地戰(zhàn)術，只是引用戰(zhàn)史例子說明，并不重視理論教學。梅克爾在教學中雖然也提出兵站的重要性，但是以圖上戰(zhàn)術、現地教育的作戰(zhàn)計劃和作戰(zhàn)指導為主，很少涉及兵站，因而造成學生輕視兵站的思想。另外，由于只強調作戰(zhàn)，還帶來輕視情報的傾向。

“昭和陸軍”的教育體制遵循一種成績至上主義，因此培養(yǎng)出許多經過苦讀考試合格卻又缺乏資質的將校。半藤一利等在《昭和陸軍 日本型組織的失敗》一文中指出，東條英機沒有才能、沒有門閥，只是靠考試成績和奮斗才最終當上參謀總長、陸軍大臣直至首相，他是“昭和陸軍”的一個縮影。東條非常努力，三次報考陸軍大學才合格，他晚年曾寫下“努力即權威”的名言。關于陸軍大學的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參謀還是培養(yǎng)指揮官，也一直未能明確，因此培養(yǎng)出許多只帶一些指揮官意識的參謀，也就是“幕僚統帥”。另外，陸軍大學兵科的順序是步兵第一，騎兵第二，輜重科將校沒有陸軍大學考試資格，輜重科要進陸軍大學只能按騎兵課考試，這導致日軍后勤將校不足且素質低下。

結 語

戰(zhàn)后日本關于“昭和陸軍”的研究從總的趨勢來看，是由追究軍部的戰(zhàn)爭失敗責任，轉向對戰(zhàn)前軍隊體制和軍政關系的實證研究；由將“昭和陸軍”視為一種異質的特殊存在，轉變?yōu)閺膽?zhàn)前社會歷史發(fā)展整體脈絡中分析其出現的必然性；由對于軍隊組織體制的制度性研究，轉為對軍人活動行為和思想意識的人性研究。不過這種研究的基本目的還是為了日本方面總結經驗教訓。雖然有些學者已注意到日軍對于亞洲國家的傷害問題，但總的來看，對于日軍在侵華戰(zhàn)爭及亞洲太平洋戰(zhàn)爭中犯下的大量暴行與“昭和陸軍”本質上的內在關系依然關注不夠、研究未深。如日軍內部普遍輕視生命、強調速決戰(zhàn)、要一舉打垮對方抵抗意志所以瘋狂屠殺，因為強調精神主義教育加深了其對亞洲國家的蔑視與敵意，白刃戰(zhàn)思想使得日軍十分血腥殘暴，輕視后勤保障導致日軍野蠻掠奪并嚴重惡化對俘虜的非人道待遇。還有，日軍在體制上輕視情報，雖然前線日軍對于敵方有不少調查但很難反映到中央戰(zhàn)略決策層。對于這些方面特別是對侵略戰(zhàn)爭中日軍暴行的深入探討需要展開國際合作，應該有更多中國學者參與發(fā)聲。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