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學家、翻譯家、歷史學者。1945年畢業(yè)于東吳大學法學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間，高文彬參加東京審判，先后任國際檢察局翻譯、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職務(wù)，是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親歷者。2019年8月16日，我館工作人員曾專程赴上海，為老人錄制口述史。高文彬先生于2020年9月7日凌晨3點10分去世。

今天，是老先生的周年。讓我們通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先生之子向隆萬的口述，了解他眼中的高文彬先生。

高文彬先生

向隆萬：我眼中的高文彬先生

東京審判前，我父親到上海來找翻譯人員，高文彬先生正好從東吳大學畢業(yè)不久。東吳的劉世芳教授和我父親是大學同學，推薦了兩位高材生，其中一位就是高文彬。面試合格后，兩人都被錄用了。東京審判進行將近一年，翻譯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只有高先生轉(zhuǎn)任我父親的秘書，一直工作到結(jié)束后回國。

我們兩家關(guān)系很好。高先生家在虹口新建路，我家在安國路，相距很近。我小時候常去他家，每次去，他母親都會拿點心招待我。高先生結(jié)婚我也參加了。我父親是主婚人，倪征燠先生是介紹人。據(jù)高先生講，東京審判結(jié)束后有四位東吳校友關(guān)系特別好，是莫逆之交，除了我父親、倪先生、高先生外，還有一位楊壽林先生。差不多每兩星期就會相約吃飯，直到高先生蒙難為止。

高先生蒙難到江西后，我父親鼓勵他不要放棄希望，英文、法律知識將來也許會有用。父親經(jīng)常郵寄《北京周報》等英文資料給他，后來高先生在農(nóng)場里果然有用武之地。農(nóng)場管理者遇到一些外文資料，就請高先生幫他們翻譯。高先生留在農(nóng)場工作后還到當?shù)匾凰袑W教英文，很受學生歡迎，直到前年，還有當年的學生從國內(nèi)外相約到上海拜訪高先生。

回到上海后，高先生作為亟需人才被上海海運學院（現(xiàn)上海海事大學）聘為教授。那時我在西安交大教學，寒暑假回來，會去拜訪高先生。

最近十年我跟高先生接觸特別多。前面提到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和《東京審判征戰(zhàn)記》分別出版于2010年和2019年，相隔十年，高先生都欣然作序，還題了詞，我真是由衷感謝。

東京審判中的中方檢察官向哲濬

我是教數(shù)學的教師，為什么會做這件事？高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2006年《東京審判》故事片放映，我和高先生一起出席首映式。此前許多人不知道東京審判，電影以藝術(shù)的形式把這件事情還原，讓國人了解，這是好事情。但由于缺少相關(guān)資料，很多鏡頭不真實。當聽到電影導演說要拿到東京去放映，高先生立刻說，現(xiàn)在日本右翼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企圖否定這場正義的審判，他們連南京大屠殺也認為是虛構(gòu)的，你現(xiàn)在虛構(gòu)了這些情節(jié)，正好授人以柄。當時梅汝璈法官的兒子和我也上臺發(fā)言。很多國內(nèi)外的記者，如上海電視臺、《解放日報》《文匯報》記者，還有日本NHK記者都來采訪。東京審判時我剛上小學，僅知道父親到東京去審判日本戰(zhàn)犯，我長大后，父親也很少談及東京審判，所以我非常慚愧，講不出什么有價值的話語。

2006年初，我有機會到美國訪問，到華盛頓的時候順便訪問國會圖書館，了解到那里有東京審判的資料，當時沒有時間，只得匆匆離開。同年5月，我小兒子在美國一所大學碩士畢業(yè)，我和太太去參加他的畢業(yè)典禮。然后就在華盛頓、紐約查找有關(guān)東京審判的資料。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收獲很大，因為改革開放以后，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兩年，對那里的老師和圖書館比較熟。果然，我在該校東亞圖書館找到了全套當年庭審記錄紙質(zhì)版，從索引查到我父親的十次講話。我就把我父親講話復印后帶回國，然后翻譯成中文，連同在美國翻拍的一些照片，出版了第一本書。

2011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的時候，上海交大成立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高先生是我們顧問。這十年里高先生給了我們許多指導。他不是掛名顧問， 2013年在中國舉辦關(guān)于東京審判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美國、日本還有國內(nèi)來了一些專家學者，高先生也參加并發(fā)言，有他這樣親歷東京審判的人國內(nèi)外都很少。2016年，同樣的會議又在上海舉行。這次有美國、日本、法國、新西蘭等好幾個國家的專家參會，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qū)也有人員出席，高先生也在會上作了發(fā)言。當時全國幾十家媒體對高先生爭相采訪。

在國家的支持下，我們中心集中了校內(nèi)外、國內(nèi)外專家的力量，從無到有，把缺失的東京審判第一手資料編輯出版。在這個過程中，高先生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庭審記錄是英文，還涉及到一些人名地名，我們一有疑難問題就請教他，高先生都能給我們非常確切的答復。

目前，庭審記錄英文版和索引已經(jīng)出來了，中文全譯本也在進行中。海內(nèi)外學者都認為這是重大的貢獻。

2019年9月18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辦了東京審判圖片展。九十八歲高齡的高先生前去參會，在會上作了發(fā)言，最后講道：人民必勝，和平必勝，正義必勝。當時我們都一起參加，各地記者紛紛采訪高先生，影響非常大。每次活動，只要高先生在，他就是中心。

2019年9月18日，高文彬老人來到我館的“東京審判”主題展覽，敲法槌，為展覽開幕。

2016年，高先生曾經(jīng)提出一個倡議，在上海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倡議書以他領(lǐng)銜，我們幾個后人，包括我，梅汝璈法官的兒子、女兒，還有倪先生首席顧問的女兒等都積極響應(yīng)。

另外，我還知道他和好多東吳老校友編撰《元照英美法詞典》一書，他送過我一本，這也非常了不起。2019年，我陪同臺北東吳大學副校長訪問高先生，他對高先生說：大陸這本《元照英美法詞典》，全世界都沒有，是他們學校重要的教學工具。

高先生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絲不茍，風度翩翩。褲腿都有兩條縫，衣服總是穿的干干凈凈；頭發(fā)三七開，一絲不亂，待人彬彬有禮。出門前，眼鏡、鋼筆、手表，衣服三件套、皮鞋都要認真檢查。高先生平時并不健談，但是一旦他話匣子打開，話會很多，一直到老年也是這樣。

高文彬先生

高先生在海運學院執(zhí)教時，學校請了國外專家教授來講學。后來人家也想回請，希望海運學院派教授去他們學校講中國的法律情況。當時人才緊缺，海運學院領(lǐng)導問高先生能不能去講學，高先生欣然領(lǐng)命。他到美國兩所大學直接用英文講中國法律，真是很了不起。

蘇州大學百年校慶時，我見到全國很多大學法學院院長。我問他們：“現(xiàn)在學生英語四級、六級、八級都不錯，要是讓他到國外的法學院用英文直接講中國法律行不行”？大部分院長搖頭說八九拿不下來。這就說明，一方面是當時東吳教學質(zhì)量確實好；另外高先生嚴格要求自己，包括蒙難時在江西農(nóng)場，他還是堅持學習英文、法律等知識。他在江西農(nóng)場讀我們國家出版的英文資料，還背英文原文小說。他告訴我，我父親教他一個學英語的好辦法，看到一個好句子，或者聽到一個好句子，趕快拿小本子寫下來，然后背出來，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樣十句、二十句，一百句，兩百句，如果都能夠爛熟于心的話，你就能張口而出。高先生就吸收了這個經(jīng)驗。所以在江西的時候他也是這樣，比如說毛主席語錄、英文語錄，《北京周報》中的警句，他就記下來背。

盡管高先生的個人命運非?？部篮筒恍?，但他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從不動搖，高先生的重大貢獻人們永遠不會忘記。

口述人：向隆萬，男，1941年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先生哲嗣。現(xiàn)任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曾編寫《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及法庭陳述》《東京審判征戰(zhàn)記》等書，并參與主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英文版和中文全譯版。

2021年7月7日，在虹口區(qū)檔案館，向隆萬先生口述現(xiàn)場。

來? 源：虹口往事（上海市虹口區(qū)檔案局官方微信）

編? 輯：趙伊漢

校? 審：李? 凌?

監(jiān)? 制：凌? 曦